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在 2025 年底快速升溫，經濟制裁正從傳統外交工具，轉變為主要大國在競爭、施壓與威懾上的核心手段，進入明年後，美國、歐盟、中國與其他區域力量都將更積極地使用制裁，作為重新塑造供應鏈、影響戰略計算與強化內部安全的一部分，制裁的頻率、層級與目標將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難預測，使得企業與政府面臨的風險不再是外在環境的偶發變動，而是制度化、結構化且持續性的壓力來源，由此可見，經濟制裁將成為明年最重要、也最棘手的風險變數。
美國仍是全球制裁架構的中心。面對中國的科技躍進、俄羅斯戰爭機器的持續運作以及伊朗與北韓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正準備將制裁擴展到更廣的產業與金融領域，制裁將不再限於軍民兩用項目或特定企業，而可能延伸至工具機、材料科學、AI 模型供應商、金融科技平台，甚至某些跨境數據服務，考量到美國對全球資本市場、美元結算體系與高端科技 IP 的枢紐角色，任何新的制裁規範都將使全球企業立即面臨遵循壓力與營運重組需求，更重要的是，美國正傾向以聯盟方式啟動制裁，使其影響力遠超過單邊行動，並在短時間內同步影響北美、歐洲與印太國家的供應鏈規劃。
歐盟也將在明年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特別是在關鍵技術與能源議題上，歐盟過去習慣以規範與標準塑造市場，但俄烏戰爭與中歐關係緊張迫使其重新定位戰略工具箱，使制裁成為其地緣政治工具的前線，明年歐盟預料會針對中國特定科技產品、低價傾銷產業與影響歐洲能源安全的國家採取更強硬措施。此外，歐盟可能推動跨境資料與 AI 技術的輸出審查，這使得科技公司在不同市場採用不同合規策略的成本大幅增加，面對美歐制裁的聯動性與同步化，企業將面臨更多資訊透明度、供應追蹤與客戶審核的要求，稍有閃失就可能被視為「規避制裁」，從而引發重罰或斷供風險。
中國也在重新思考制裁作為戰略工具的用途，面對外部壓力，北京一方面加強反制裁法規，限制外國企業因配合美歐制裁而退出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也可能擴大對特定國家與企業的非正式制裁，包括市場准入延宕、行政審查加強、出口許可限制與關鍵原物料供應調控，中國的制裁方式更具有政治性，也更具彈性與模糊性，因此對企業造成的心理壓力與營運不確定性遠大於形式上的法律條文，尤其是在供應鏈與關鍵礦產議題上，中國的政策性調整往往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出現，進而成為全球企業必須密切監測的風險來源。
這三大力量競相擴張的制裁工具，將使明年的全球市場呈現高度碎片化特徵，供應鏈區域化不再是一種選項，而是企業為了避免跨國合規風險而必須採取的生存策略。科技公司、製造業與金融機構必須同時面對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規範，每一次客戶簽約、跨境交易或技術移轉，都可能在不同國家觸發不同法律責任。於是，企業開始建立更細緻的供應鏈地圖、更嚴格的客戶背景調查（KYC/KYCC）與更頻繁的政策溝通管道。那些缺乏地緣政治風險管理能力的企業，將在新的制裁環境下處於被動，甚至可能因無意違規而遭到市場排除。
值得關注的是，金融制裁可能成為明年最具破壞性的環節：美元結算體系的武器化雖然不是新現象，但其範圍將擴大至更多跨境支付工具、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與新型金融科技服務，金融機構將被要求在洗錢防制與制裁監控上投入更高成本，同時承擔更高法律風險，科技公司若具有金流服務功能，也將被納入風險高區，必須強化交易監控、使用者資料驗證與可疑活動分析。金融制裁的擴散，使經濟活動不再只是商業行為，而是政治利益與安全考量的延伸，使企業在全球配置資金的策略變得更加複雜。
能源與關鍵原物料領域同樣將受到制裁邏輯重塑，無論是俄羅斯石油、伊朗石化產品、非洲關鍵金屬或中國稀土，未來的市場價格不僅受供需影響，更受制裁政策的節奏與幅度左右。這使企業的風險評估模型必須加入更多政治變數，並建立可在制裁快速變動時即刻切換的替代方案，能源企業、製造業與運輸業將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因為任何制裁升級都可能立即導致物流中斷、成本飆升與生產排程延誤。
綜合而言，經濟制裁已從外交工具演化為國際政治的主戰場，並且將在明年全面深入企業營運結構。這不是短期現象，而是重新定義全球化的新秩序。當制裁成為地緣政治的語言，企業就必須學會在政策紅線與市場機會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明年最大的不確定性，不是制裁是否會發生，而是它將以何種形式、速度與強度重塑全球經濟版圖。企業若能理解這股力量的邏輯，就能在風險中找到前行的道路；反之，若仍以過去的全球化思維應對，就注定會被新時代的規則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