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深度介入 vs. 節制戰略：盟邦行為的政策爭點
自二戰以來，美國的「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戰略倚賴廣泛的盟邦網絡、海外駐軍與安全承諾，以維護地區穩定與國際秩序，然而，主張「節制」（restraint）的人士認為，美國應減少軍事涉入，要求盟邦分擔更多防務責任。這兩派分歧關鍵在於：若美國軍事收縮，盟邦會選擇強化自衛、加強對美合作，還是可能「轉向強鄰」甚至發展核武？
美國過去投入大量國防資源協助盟友（資料來源：CFR）
首先觀察西德（今德國）的反應，當時美國因財政壓力考慮縮減駐軍，要求西德承擔部分美軍駐防費用。儘管西德面臨經濟放緩與政治壓力，仍接受被視為不受歡迎的 offset 安排，購買美國軍備以補貼駐軍成本。然而，西德並未提高自身國防預算，反而在美國軍力縮減與外交轉向蘇聯的背景下，轉向與東歐國家進行外交接觸，即後來所稱的「東方政策」。這顯示，即使盟邦擔憂美國承諾減弱，若其認為自身仍為美國戰略核心利益，便不一定會大幅調整國防支出。
南韓的反應則顯得更加強烈。在美國宣布尼克森主義、準備撤軍的背景下，南韓一方面透過外交與非法遊說手段嘗試延緩美方行動，另一方面則加速本土國防工業建設，國防預算快速攀升，甚至在1970年代初秘密啟動核武計畫，直到在美國強力施壓下中止。南韓未因此倒向北韓或中共，而是努力強化與日本的合作，並短暫開啟南北韓對話。這說明，面對收縮，若盟邦安全壓力極高，極有可能產生自力更生與核武選項的雙重趨勢。
日本的反應則較為制度化與審慎。儘管國內對駐軍反對聲浪高漲，日本仍極力保存美軍關鍵部署，如空軍與海軍力量，並提升國防預算。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此期間推動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盟制度機制，展現其作為可靠盟友的意願。同時，日本也配合美國對中、對蘇的「雙緩和政策」，改善與中蘇的關係，但未偏離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日本的策略說明：即使威脅感不強，盟邦仍可能透過制度建構來鞏固同盟關係，以避免戰略漂移。
台灣則是最極端的案例。在1970年代，美國逐步撤出駐台部隊，終止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儘管台灣政府全力遊說美國政府維持軍事承諾，但最終僅獲得象徵性的《台灣關係法》作為替代。台灣也開始進行軍事轉型，強化防衛導向的建軍模式，發展本土軍備與多元武器來源，並在短暫展開核武研發後於美方壓力下終止。同時，台灣也放棄了對中國大陸的進攻性目標，外交上避免與蘇聯發展過密關係，以維繫與美方的最低安全連結。
從這四個案例中，RAND 分析指出幾項關鍵共通點。首先，無論軍事收縮幅度多大，這些盟邦都未出現「轉向強鄰」的行為，即未與蘇聯或中國結盟，其次，盟邦大多會嘗試延緩或改變美國收縮步伐，並努力強化與美國的合作，證明自身作為可靠夥伴的價值。第三，是否提升國防投入則與經濟狀況、威脅感知與對美信賴程度密切相關。西德與日本在經濟穩定或威脅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國防開支調整有限；而南韓與台灣則出現明顯的軍備自主化與核選項傾向。
進一步觀察當代情勢，這些歷史教訓仍具參考價值，但不應直接套用。當今盟邦與中國在經貿上關係更為緊密，政治利益也更為多元。舉例而言，歐洲盟邦可能在面對中國議題時展現更多猶疑或獨立性，而日本則因中國軍事威脅日增，反而比冷戰時期更有動機加強與美合作。至於台灣，在無邦交且面對灰色地帶壓力升高的情況下，未來若美國收縮，其自主強化防衛與政治韌性的傾向恐更為強烈。
RAND 建議美國政策制定者，未來若推動有限收縮，應謹慎處理與盟邦的關係。一方面應避免排除盟邦於決策過程之外，提升透明度與協商機制，以建立收縮後的新型穩定關係，另一方面，亦應審慎評估促進軍備分擔與防止核擴散之間的潛在矛盾，明確優先次序與可容忍風險。
總結而言，盟邦對美國軍事收縮的反應不是單一模板，而是多元且受制於各自國內政經條件與地緣環境。唯有充分理解這些差異與脈絡，才能在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局勢下，維繫一個可預測、可信賴的盟邦體系，並保障美國與其夥伴的長期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