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CNN
當前的國際局勢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重組時期，G7 所代表的全球主要經濟體正面臨空前挑戰與轉型壓力，2025 年的 B7 公報清楚表達，經濟安全已成為國際合作的核心課題，這不僅是針對國際貿易秩序的維護，更涵蓋供應鏈韌性、科技發展、關鍵資源掌控與社會穩定等多面向要素。B7 主張，在制度信任搖搖欲墜、經濟民族主義崛起的時代，企業不再只是經濟活動的執行者，更是制度建構與韌性再造的重要合作者。
G7 自 1970 年代成立以來，始終肩負維繫全球市場穩定與多邊治理的責任。無論是 1985 年的廣場協議、1990 年代推動前東歐經濟體融入全球體系，或是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的市場重建，G7 始終扮演調節與穩定的重要角色。然而，這個制度的基礎正逐漸被侵蝕。G7 佔全球 GDP 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45% 降至今日不足 30%，雖不代表 G7 國力衰退，卻反映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以及國際權力分散化的趨勢，中國、印度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興起，正深刻改變制度的運作邏輯與政治張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B7 將「經濟安全」定義為一種系統性能力：能夠在遭遇地緣政治衝突、關鍵資源受控、供應鏈中斷或新興科技不確定性衝擊下，仍能維持社會與產業的穩定運作。這是一種融合地緣政治風險管理、產業政策創新與制度治理協調的新思維。尤其在供應鏈高度整合的今日，任何單一瓶頸都可能造成全球性震盪，COVID-19 疫情已證實這一點，而俄烏戰爭與紅海危機則進一步強化了此種結構性風險的現實。
以關鍵礦產為例，B7 強調這些礦物不僅是綠能、AI、國防與製造業的核心材料，更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中國目前主導多項關鍵礦產的冶煉與出口控制，包括鋁、鎵、鍺與稀土元素。這種高度集中讓整體供應鏈暴露於單點故障與政治操控風險之下。2024 年中國宣布限制 gallium、germanium 與銻的出口，即反映這種戰略操作的現實。B7 呼籲 G7 成員國必須共同設立市場穩定機制，如政府承購協議、價格保底、發展回收與替代技術、並成立多邊性「關鍵礦產安全機構」，以共同分擔風險與投資成本。
G7需要解決對中供應鏈依賴問題（資料來源：IMD）
B7 也指出，G7 在推動開放貿易體制方面的領導地位正逐步弱化。2019 年以來 WTO 爭端解決機制已形同停擺，而多數新興經濟體則選擇雙邊協定取代多邊機制。此種趨勢不僅削弱規則導向的全球貿易秩序，也使企業在面對不一致的關稅與政策時，難以進行長期投資與規劃。B7 提議，G7 應立即重啟 WTO 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或推動更具實效的替代機制如 MPIA（多方臨時仲裁機制），並強化在數位貿易、原始資料跨境傳輸與稅收的規則一致性。
供應鏈方面，B7 提出一項務實而前瞻性的政策設想，即建立類似於「Freight Logistics Optimization Works (FLOW)」的即時資訊平台，讓政府與企業共享重要物資的運輸數據，並於危機發生時能即時調度與應變。此外，B7 鼓勵建立「可持續且具包容性的供應鏈」標準，例如 RISE（Resilient and Inclusive Supply-Chain Enhancement）與 SSCI（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Initiative），藉此結合企業行動與多邊政策，強化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基礎並減少單一依賴風險。
在科技發展方面，B7 特別提出「人工智慧與數位基礎設施韌性」作為經濟安全的關鍵環節。儘管 G7 國家在 AI 基礎模型開發上仍具優勢，但在基層應用、資料基礎建設與人才再培訓方面則落後於印度、中國等國家。B7 呼籲各國應建立公私協作的「AI 能源工具箱」，從電力供應、資料中心規模與算力共享等方面構建長期解決方案，此外，培養具備 AI 實務應用能力的中階技術人才，也被視為未來維持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一環。
最後，B7 對 G7 領導人的最大呼籲，是回到制度本質：合作而非對抗，企業界可以提供政策所需的數據、案例與投資行動力，政府則應提供穩定預測的制度設計與跨境政策協調，唯有雙方彼此信任並共同參與，G7 才能再次成為全球穩定與繁榮的支柱，未來的五十年，不只是制度的延續，更需要制度的更新與共創，而這份公報即為企業界向全球治理體系提出的一份集體承諾與願景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