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PC3
近來台灣不少人在私下談話中常會提到一句話：「等川普下台，一切就會回歸正常」在他們的想像裡，美國政府對半導體、人工智慧、能源等產業的強力介入，僅僅是川普個人任期內的政治手段，最終還是會回到「市場決定一切」的商業邏輯。這樣的期待雖然可以理解，但若從美國近年來的政策與結構性轉向觀察，這種想法其實過於樂觀，甚至可能導致企業誤判風險，本文將從 Intel 入股案、對輝達徵收中國營收稅，到台積電與美國戰略定位的關係，逐層解析美國科技戰略已經進入「制度化國安時代」，不再只是短期政治人物的選舉操作。
英特爾正在力挽狂瀾（資料來源：EDN Taiwan）
美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CHIPS and Science Act》，意圖透過補助計畫吸引半導體製造回流。然而，對 Intel 的直接或間接入股，則標誌著一個更深層次的轉變：美國不再只滿足於「市場誘因」，而是開始以股權形式將企業嵌入國安體系。這樣的介入背後至少有三個考量。首先是戰略產能保障，美國要確保境內永遠存在可調度的先進製程能力，即使在台海或全球供應鏈受阻時，仍能維持軍事與 AI 晶片的供應。其次是技術自主與防外流，Intel 在先進封裝與 CPU 架構仍具優勢，國家入股意味著政府能在技術授權、海外合資上握有否決權。最後是制度化的戰時動員，Intel 的產能未來將不僅是商業資源，而是戰時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如同能源儲備般可優先動員。這些發展代表 Intel 已不再只是市場參與者，而是「美國科技戰略的制度性支點」。
2025 年，華府對輝達課徵 15% 的「對中營收稅」，更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事件。它揭示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工具，已從出口管制延伸到直接懲罰企業的市場依賴結構。對輝達來說，這項政策的影響有兩層：一方面是財務壓力，中國市場原本是其高端 AI 晶片的重要需求來源，課稅直接壓縮其利潤；另一方面是供應鏈轉向，為了符合美國政策要求，輝達被迫調整下單結構，更多考慮 Intel 或美國境內台積電廠的產能。更重要的是，這項政策對台積電也產生間接衝擊。由於台積電是輝達高端晶片的主要代工廠，當輝達被迫減少對中銷售、調整產能時，等於間接限制了台積電對美國以外市場的影響力，並加速「產能導流」至美國可控範圍。換言之，輝達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華府對外部資產（台積電）、中層資產（輝達）、內層資產（Intel）進行「分層管理」的制度性設計。
許多企業仍相信「川普下台後，政策就會放鬆」，但這種想法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國對科技產業的介入，已經進入制度化階段，不再是單一政黨的短期政策，法律與預算已跨黨派鎖定，例如《CHIPS Act》、出口管制清單、國防授權法，都是跨黨派支持的法律，難以因政黨輪替而推翻。更重要的是，全球盟友也在同步行動，歐盟、日本、韓國都在推動類似的「供應鏈回流」政策，美國的策略是國際趨勢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現象。再者，企業決策邏輯本身已經被「國安邏輯」重塑，例如投資回報不再只取決於市場，而是政策保障與戰略價值。這意味著，即使川普卸任，美國政權更迭，科技產業「國安化」的趨勢依舊會延續。
從 Intel 入股案到輝達課稅，再到台積電的戰略定位，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的戰略邏輯，美國正在重塑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從「市場領導國家」轉向「國家領導市場」，企業逐漸成為國安架構的一部分；同時，美國也在建立戰略產能儲備，把半導體視為「21 世紀的石油」，未來甚至可能出現「戰略晶片儲備」的制度。此外，科技企業不再只是商業單位，而可能在危機時被納入戰時生產鏈，而在國際層面，美國正透過企業行為輸出自身的安全規範，對抗中國推動的「華為–中芯模式」，形成技術標準之爭。這些發展都不是四年一任的政策，而是長期的制度工程。
對台灣企業來說，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同時應付「美國制度化的科技管制」與「中國市場的現實依存」，這意味著，過去習慣在兩大市場間靈活操作的商業模式，將越來越難以維持，若繼續寄望於「川普下台後一切回歸正常」，便可能錯過提早調整的黃金時期，業者真正需要的是建立「雙軌佈局」：一方面在供應鏈、產品規劃上緊貼美國的戰略方向，確保能在政策誘導下持續獲得市場與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則必須謹慎管理在中國的曝險程度，避免在地緣政治惡化時成為被鎖定的風險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