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MRS Steel
近年來，全球經濟面臨多重挑戰。從中美貿易戰、美歐與中國之間的新一輪關稅措施，到俄烏戰爭、紅海危機、全球供應鏈重組，再到各國祭出的出口管制與科技圍堵政策，種種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正逐步陷入由「貿易緊張」與「政策不確定性」共同催化的結構性低迷。這些現象不僅削弱投資信心、干擾企業決策，更對國際金融穩定、產業轉型與就業市場造成深遠衝擊。
從全球化到「碎片化」：制度信任的崩解
過去三十年，全球經濟得以高速成長，依賴的是以世貿組織（WTO）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跨國企業可預測的營運環境。然而，當今的地緣政治裂痕與經貿摩擦，正在逆轉這一趨勢。美國主導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歐盟強調的「經濟安全政策」、以及中國強化「國內大循環」的政策方向，均體現了各主要經濟體對全球供應鏈的戰略重塑。
這種轉向並非短期現象。以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為例，從半導體設備、人工智慧晶片到先進材料，逐步擴大的限制措施已經開始重塑全球產業版圖。而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反制西方制裁的「替代性技術體系」與「去美元化」趨勢，也進一步削弱了全球經貿體系的整合力。企業與投資者面臨的不是市場風險，而是制度風險與政治風險的疊加，這正是經濟衰退的結構性前兆。
關稅與報復循環：跨國企業的信心危機
自2018年以來，美中兩國互徵關稅的行動已讓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的貿易總量出現明顯下滑。根據世界銀行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最新分析，貿易緊張局勢對全球貿易總量造成的拖累，遠高於COVID-19短期衝擊的後續影響。例如，美國對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後，短期內部分製造業確實轉向東南亞，但長期來看，供應鏈重組的成本、效率損失與技術斷裂問題日益浮現。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之一，若失去歐美市場的穩定需求，其內需補位效果有限，勢必拖累整體全球需求與生產。
此外，新興貿易摩擦也不斷浮現。2024年底，歐盟與美國就中國電動車、太陽能板傾銷展開新的反補貼調查，導致中國商務部威脅對歐洲酒類與汽車加徵關稅，這類報復性循環讓跨國企業在布局時必須承擔更高的地緣政治風險，使得長期投資趨於保守。企業信心崩潰往往是經濟衰退的前奏，因為生產、研發與擴張計畫將同步收縮。
部分國家依舊受惠於貿易戰（資料來源：UN Trade）
不確定性上升導致全球資本與投資凍結
貿易戰、制裁與政策急轉彎造成的「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在近五年持續飆高，這項指標通常與企業投資活動成反比，也與資本市場的波動高度相關。
企業在無法預期政策走向的情況下，普遍採取觀望或撤資策略。例如，過去五年間，外資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成長幾近停滯，甚至在部分季節出現資本淨流出。台灣、韓國與東南亞的出口導向型產業，也因「地緣政治+高利率」的雙重壓力而大幅調降擴產與併購計畫。不僅如此，全球資本市場也呈現分裂與碎片化的態勢。2024年起，中東國家、東協國家開始擴大與中國、俄羅斯進行本幣結算，而非美元交易，這些金融體系的分歧將削弱資本市場的整合度，提高交易成本與金融風險。
供應鏈干擾與價格波動加劇通膨壓力
貿易衝突的另一層代價，是對全球供應鏈的直接破壞。紅海局勢緊張導致蘇伊士運河航運中斷、俄烏戰爭造成農產品與能源供給混亂、中國對稀土與石墨實施出口限制，這些都推升全球製造與物流成本。供應鏈不穩定不僅壓縮企業利潤，也使得消費者面對更高的物價。當前多國央行為抑制通膨已維持高利率政策，但若通膨主因來自供應衝擊而非需求過熱，則緊縮政策反而會進一步削弱投資與就業，這種「停滯性通膨」正是最棘手的經濟困局：物價高漲但成長停滯，企業減產、失業率攀升，而貨幣政策工具失效。
走向衰退的警訊與政策因應方向
綜合上述因素，貿易緊張與不確定性升高已成為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甚至步入衰退的核心推手。根據IMF 2025年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從2022年的3.5%下滑至2.6%，而對外貿易依賴度高的開發中國家，衰退風險尤為嚴峻。對於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如台灣而言，更須審慎應對當前的碎片化挑戰，企業應強化與盟友市場的合作關係，如與美、日、歐建立穩定的技術與製造夥伴關係，也應思考如何在供應鏈重構中扮演樞紐角色，而非邊緣角色。